六月的北京，天光被拉得极长，早晨四五点钟就大亮，晚上七八点还不肯黑透。
空气里弥漫着被太阳炙烤过的尘土味、槐花将残未残的甜腻，以及从胡同深处飘来的、若有若无的饭菜烟火气。
南锣鼓巷九十五号院的日子，在燥热中保持着一种黏稠的缓慢。
贾东旭下班回来，背心湿透，秦淮茹早早打好了井水让他擦洗。
傻柱在食堂忙活一天，带着一身油烟味，偶尔会带回来一点食堂剩下的、不那么新鲜的边角菜。
刘海中光着膀子，摇着蒲扇，监督儿子们写暑假作业。
许大茂不知从哪搞来半个西瓜，在院里啃得汁水淋漓，惹得孩子们眼巴巴看着。
阎埠贵依旧戴着那副缠了线的眼镜，在灯下批改学生的假期作业，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。
一切如常。只有东厢房林家，似乎有些不同。
林安“病了”。这是院里人知道的说法。据说是之前用功太过，身体有些虚弱，学校准了假，需要在家静养一段日子，顺便自己看看书。
王桂芬对外的说辞是儿子需要补补身子，林大山则沉默地多接了些厂里的零活。
林家的大门，白天总是虚掩着，很少见林安出来。
实际上，林安并不常在家。
他的“战场”，转移到了市立图书馆深处一间几乎被遗忘的储藏室。
这是沈文渊特意为林安腾出来的地方，狭小，无窗，只在高处有一扇小小的气窗，通风极差，夏日里闷热如同蒸笼。
但这里绝对安静，无人打扰，堆放着的旧书架和蒙尘的卷宗，成了林安唯一的伙伴。
一张吱呀作响的旧书桌，一把瘸了腿、用砖头垫着的椅子，一盏用旧报纸罩着、光线依然昏暗的电灯，就是林安全部的战斗装备。
桌子上，小山似的堆满了书籍、笔记、试卷。
左边是数理化，从初中到高中的教材、习题集，甚至有几本沈文渊不知从何处找来的、民国时期的大学预科数学习题精选。
右边是外语和政治史地，俄语教材、简易读物、报纸剪贴，以及厚厚一摞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的合订本和时政学习资料。
时间，在这里被切割、压缩，然后以最高的效率燃烧。
天不亮，林安就轻手轻脚地起床，在自家小院里打完一套沈文渊教的导引术，用冷水激醒昏沉的头脑，然后对父母说一声“去图书馆看书了”，便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，匆匆出门。
书包里塞着母亲准备的简单干粮——两个掺了豆面的窝头，一块咸菜疙瘩，一个装满了凉开水的军用水壶。
图书馆还没开门，林安就等在门口，利用晨光背俄语单词，或者默诵政治条文。
门一开，第一个进去，直奔那间闷热的储藏室，开始一天长达十几个小时、近乎自虐的学习。
上午，是逻辑与理性的战场，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的公式、定理、习题，如同冰冷的刀锋，需要林安以绝对的专注和清晰的思维去驾驭。
林安也不再满足于看懂例题，而是追求最快、最简洁的解题路径，追求一题多解，追求对知识本质的理解。
过目不忘的能力，此刻从“记忆”转向“理解”与“运用”的深层加速。一本厚厚的习题集，他可以用常人三分之一甚至更短的时间刷完，并迅速归纳出题型和易错点。
沈文渊每隔一两天会悄然过来一趟，不敲门，只是站在门口看一会儿，偶尔在他卡壳时，用一两句话点拨要害，或者丢下一个更刁钻的问题让他思考。
午后，闷热达到顶点。
储藏室里像个烤箱，汗水顺着额角、脖颈、脊背不断淌下，很快浸湿了单薄的夏衣。
林安就着凉开水啃完干硬的窝头，用湿毛巾擦把脸，便投入到外语和政治史地的汪洋中。
俄语的学习强度陡增，沈文渊不知从什么渠道，弄来了一些苏联中学的课外阅读材料和简单的时政短文，要求他不仅要读懂，还要能准确、快速地翻译，并尝试用俄语复述大意或写简短评论。
林安发现，在极限的压力下，那些原本有些生疏的语法和词汇，仿佛被强行焊接进了思维深处。
自己开始尝试在脑海里直接用俄语组织一些简单的逻辑推理。
政治和史地被他糅合在一起，林安像解剖麻雀一样，逐字逐句分析报纸上的重要社论和政策解读，画出逻辑图，标注关键词，并与自己整理的历史事件脉络、国际关系演变相互对照。
他也不再死记硬背时间地点人物，而是试图理解事件背后的经济、社会、思想动因，分析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可能的影响。
这需要更广阔的知识面和更深入的思考，时常让他感到力不从心，但每一次突破，都带来豁然开朗的快感。
傍晚，图书馆下班铃响过很久，林安才揉着发涩的眼睛，收拾好东西，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。
章节错误，点此报送，报送后维护人员会在两分钟内校正章节内容，请耐心等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