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三天，林安像是上了发条的陀螺，在医院的白色冰冷和院外秋日尚存的暖意间疯狂旋转。
办理出院手续比他想象的更艰难，医生反复强调沈文渊病情的危重和长途跋涉的风险。
但面对老人平静却不容置疑的坚持，以及林安这个“学生”沉默而执拗的恳求，最终也只能在出院通知书上签了字，开了些止痛镇咳的常用药，再三叮嘱路上务必小心。
老周和苏晚晴都来帮忙，苏晚晴托人买到了两张第二天晚上从北平直达上海的硬卧车票——这是能买到的最快、也相对舒适的票了。
又从家里拿来几床厚实柔软的棉垫和毯子，仔细铺在担架上。
老周则跑前跑后，准备路上吃的流食、热水袋，甚至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半旧的帆布躺椅，说火车上可以让沈馆长靠得舒服些。
林安自己，则回到图书馆沈文渊的住处，按照老师的吩咐，从书桌左边上了锁的抽屉里，取出了一个深褐色的旧牛皮匣子。
里面没有金银，只有几本纸张发黄、字迹清隽的笔记，几封年代久远的家书。
一方磨损的旧砚，一枚小小的、刻着“文渊”二字的青田石印章。
还有一张边缘已模糊的黑白照片——一对穿着旧式长衫马褂、面容清癯慈和的老夫妇，中间站着一个眉眼与沈文渊有几分相似、约莫十来岁的少年。
这大概就是沈文渊的父母和他年少时的模样了。
林安将这些东西仔细包好，放进自己的行囊。
然后，林安回了趟家，用最简单、也最沉重的语言，向父母说明了情况。
王桂芬听完就哭了，林大山沉默地抽了半袋烟，最后只说了句：“该去。钱够不够？”将家里仅剩的二十块钱塞给了林安。
林安没有全要，只拿了十块，加上沈文渊之前给的、尚未用完的几十块，以及自己手头的一点，算算路上和安顿的花费，应该够了。
九月十八号傍晚，天色将暗未暗。
一辆板车拉着简单的行李和裹在厚棉被里、昏昏沉沉的沈文渊，缓缓驶离了协和医院，驶向北平火车站。
苏晚晴和老周一路送到站台。月台上灯火昏黄，人影憧憧，汽笛声和嘈杂的人声混在一起。
“林安，路上一定小心。到了那边，安顿好了，给学校拍个电报。”苏晚晴红着眼眶，将一个装着煮鸡蛋和烙饼的布包塞给林安。
“小林，沈馆长就拜托你了。”老周的声音有些哽咽，用力拍了拍林安的肩膀。
林安重重点头，目光最后掠过北平站那熟悉的穹顶，然后转身，小心翼翼地护着担架，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
这是一段漫长而煎熬的旅程。
尽管买的是相对宽敞的硬卧，但对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来说，车厢的每一次颠簸，空气的每一次浑浊，夜晚的每一次寒冷，都是巨大的折磨。
沈文渊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半昏睡状态，偶尔被剧烈的咳嗽或疼痛惊醒，眼神涣散，需要林安喂水喂药，帮他翻身。
沈文渊吃得极少，只能勉强咽下一点米汤或藕粉。
林安几乎不敢合眼，他守着老师，留意着他的每一次呼吸，用湿毛巾为他擦拭额头，小心地按摩他因久卧而麻木的四肢。
同车厢的旅客起初有些诧异和避忌，但看到少年沉默而细致地照顾着病重的老人，渐渐也投来同情的目光，偶尔会递过来一个苹果或几句关切的询问。
火车轰隆着，穿过华北大平原，越过黄河，进入江淮流域。
窗外的景色从北方的苍黄辽阔，渐渐变为南方的水网稻田，绿意渐浓。
沈文渊清醒的时刻越来越少，但每当火车停靠大站，月台灯光掠过车窗时，他浑浊的眼睛总会竭力望向窗外，嘴唇无声地翕动，仿佛在辨认着阔别多年的故土气息。
三天两夜后，火车抵达上海。林安不敢耽搁，用身上最后的“大头”雇了一辆带篷的马车，又买了去绍兴的船票。
水路上，沈文渊的精神似乎好了一点点，他让林安将窗户推开一条缝，湿润的、带着水腥气和稻花香的风吹进来，他深深吸了一口，枯槁的脸上竟泛起一丝极淡的、近乎梦呓般的柔和。
“是……这个味道……”他喃喃道，声音几不可闻，眼角有泪缓缓滑落。
又颠簸了大半天，马车终于摇摇晃晃地驶进了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——绍兴沈家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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