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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94章 告乃翁


一九四五年春天,日本人的末日已经不远了。但越是在这个时候,他们越是疯狂。上海的地下组织差点被一网打尽。

叛徒出卖了三个联络点,名单已经送到了特高课。那份名单在特高课的保险柜里锁了不到两个小时,就被徐盛用一把配了三个月的钥匙打开了。他用微型相机拍了照,把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记在脑子里,然后在特高课动手之前,通知了所有被列入名单的人转移。

三百人。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三百人。

那三百人里,有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官的青年,有在朝鲜战场上打出威名的指挥官,有在建国后隐姓埋名做了几十年情报工作的老人。他们不知道是谁救了他们。他们只知道,那天有一个“内部消息”传出来,让他们赶紧走。

孤狼同志,日军投降,抗战胜利。感谢你八年的坚守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,日本天皇宣布投降。

上海沸腾了。南京路上挤满了人,欢呼声、鞭炮声、歌声混在一起,震得整条街都在发抖。徐盛站在情报科的窗户前,看着楼下的人潮,点了一根烟。他身后的办公室里,山本孝之已经收拾好了行李,准备明天乘船回日本。他经过徐盛办公室门口的时候,停下来,鞠了一躬,说了一句:“徐先生,这些年,麻烦你了。”

徐盛转过身,看着这个矮胖的日本少佐,沉默了两秒,然后说:“一路顺风。”

山本走了。徐盛站在窗前,把烟抽完,把烟头掐灭在窗台上。

呵呵,日本人都和他处成朋友了,徐盛摸了一把自己的头发,都忘记自己本身是什么性格了。

他把烟头弹进楼下的街道,转身走出了办公室。

上海的空气,从来没有这么好闻过。

孤狼同志,组织决定授予你一等功。你的名字,将载入史册。

表彰是在南京开的。不是公开的,是在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,几张桌子,十几个人。处长亲自给他戴上了奖章,那枚奖章很轻,但徐盛拿在手里,觉得沉得握不住。

“你的名字,”处长说,“将载入史册。”

徐盛没有说话。他把奖章收进口袋里,没有戴在胸前。

载入史册。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四个字。

他想起前世的自己,在图书馆里翻阅民国档案,看到过许多“载入史册”的名字。

那些名字他一个都不认识,但那些人的故事,他读过。他知道,所谓“载入史册”,就是把你的故事写进书里,放在架子上,偶尔有人翻一翻,看完就合上了。

他不想要这个。他想要的是,那些他救过的人,能好好活着。那些他送出去的情报,能真的帮到这个国家。

这条路会这么长,这么难,这么孤独。

孤狼同志,你现在的身份至关重要,掌握敌人的经济命脉,组织希望你继续到台执行潜伏任务。

一九四八年,冬天。国共内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。国党兵败如山倒筹划退守台湾。徐恩铭也在收拾行李,他跟国民党一起去台湾,继续当他的“金融专家”,继续替那些撤退的权贵们打理资产。

徐盛那时候已经是上海滩金融圈里的人物了。不是因为他有多能干,而是因为他是徐恩铭的儿子。徐恩铭去了台湾,他在上海的金融网络,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接手。徐盛就是那个人。

去台湾。继续当徐恩铭的儿子。继续在敌人的心脏里,做那个“废物”。他不知道还要做多久,一年,两年,五年,十年。他只知道,这个任务,只有他能接。

孤狼同志,你不该杀了你父亲。

徐恩铭在台北的寓所里死了。对外公布的死因是“心脏病突发”。但有些人知道,那不是心脏病。

徐盛站在父亲的尸体前,看着那张苍白的、浮肿的脸。徐恩铭躺在棺材里,双手交叠放在胸前,像是在睡觉。化妆师给他化了妆,脸上的皱纹被粉底填平了,看起来比活着的时候还年轻些。

他站在那里,没有任何表情。

有人在他身后小声议论:“徐公子真是冷静,父亲走了,一滴眼泪都不掉。”

他听见了,没有说话。人都是他杀得,他哭什么。

他不是冷静。他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对这个人说的了。这个人不配当他父亲。

这个人,不是徐恩铭的儿子。

他转身走出了灵堂。外面的阳光很好,台北的春天很暖和,院子里的茶花开得正艳。他站在台阶上,点了一根烟。

孤狼同志,情报说你已叛变,组织相信你,请耐心等待救援。

徐盛的身份暴露了。不是他主动暴露的,是一条线上的同志被捕后招了供。国党特务查到了“上海方面有一个长期潜伏的高级间谍”,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徐盛。

他没有跑。不是跑不掉,是不能跑。他手里还有一批没送出去的情报,还有几个没有暴露的同志需要他掩护。他多留了一天,把该销毁的销毁了,该转移的转移了,该通知的通知了。

然后他被抓了。

审讯室里,灯很亮,亮得刺眼。他的眼睛被灯光刺得流泪,但他没有低头。审讯官问他:“你是不是共党?”

他说:“不是。”

审讯官又问:“你父亲是党国元老,你为什么要背叛党国?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我没有背叛任何人。”

审讯官把一叠材料摔在桌上,那是他被捕的同志写下的供词,上面有他的名字。他看了一眼那些材料,然后移开目光。

“你可以枪毙我,”他说,“但我不是什么共党。”

这不是嘴硬。是他不能承认。他承认了,就意味着组织上会有更多的人被牵连。他承认了,就意味着他在上海、在密州、在塘沽、在大连做的那些事情,都会成为国民党反攻的借口。

他必须咬死。咬到最后一口气。

审讯持续了七天七夜。第八天,他被关进了一间单人牢房。牢房里没有窗户,只有一扇铁门,门上的送饭口透进来一点光。他躺在地上,浑身是伤,动一下都疼。但他没有闭上眼睛。他怕闭上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。

他不知道的是,在他被抓的第三天,组织上就得到了消息:“发报。孤狼同志,情报说你已叛变,但我们不相信。组织相信你,请耐心等待救援。”

那封电报,徐盛没有收到。他被囚禁了,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。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:再撑一下。也许明天就有人来了。

孤狼同志已牺牲于台。

行刑的那天是个晴天。台北的秋天,天很高,很蓝,蓝得像一块被洗过的布。他被从牢房里带出来的时候,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。他眯着眼睛,被人架着走到一面墙前面。

墙是灰色的,上面有很多弹孔。新的旧的,密密麻麻的,像一张长了天花的脸。他看着那些弹孔,想起王斯年。

执行官问他有没有遗言。

“没有”

他站起来,转过身,面对着那面灰色的墙。身后传来拉枪栓的声音,咔嗒一声,清脆的,像是有人在掰断一根干树枝。

他闭上眼睛。

枪响了。

但他好像没有感觉到疼。

港岛。

“徐叔,你这人皮面具还挺真的啊”苗初拉着徐盛的大胡子。

“别拽,别拽,这是真的胡子”

面前的男人很是瘦弱,甚至身形佝偻,留着长长的胡子,和当年那个人判若两人,他知道徐盛已经死了,活下来的只不过是他本人,可他前世叫什么名来,好像已经忘记了。

“徐叔,你后悔吗”

“后悔什么”

“后悔这一切?”

“娇娇啊,你小小年纪怎么老气横秋的,人啊得往前看,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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