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快亮的时候，询问开始了。
院子里搭了几张桌子，就在中院那块空地上。
工作组的人坐在桌子后头，面前铺着纸，手里握着笔。
桌子前头摆着条凳，是给被问话的人坐的。
第一个被带过来的是前院的老孙头。
老孙头五十多了，在轧钢厂干了大半辈子，是个老实人。
他在条凳上坐下，手放在膝盖上，不知道往哪儿搁。
眼睛往四周瞟，看见易中海家的窗户，黑着，里头有人影晃，又赶紧把眼睛收回来。
“姓名？”
“孙……孙德福。”
“住哪屋？”
“前院东耳房。”
问话的人放下笔，看着他：“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”
老孙头摇头，摇完了又点头，点完了又摇头，自己也不知道该摇头还是点头。
“我问你，院里捐款的事，你知道吗？”
老孙头的手抖了一下。
“知……知道。”
“捐过没有？”
“捐过。”
“捐了多少？多久捐一次？”
老孙头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他抬头看了问话的人一眼，又低下去了。
问话的人把笔放下，身子往前探了探：“孙德福，我跟你说明白。知情不报，视为同犯。这件事，上面高度重视，从严从快从重处理。易中海这些人，已经不是牢底坐穿这么简单了。你想想清楚。”
老孙头抬起头，眼睛里有东西闪了一下。
“我……”他咽了口唾沫，“我说。”
“每月都捐。”他说，声音低，“一月一回，有时候两回。贾家一回，聋老太太一回。逢年过节还有，端午、中秋、过年，都得捐。”
“捐多少？”
“一块、两块的。”老孙头低着头，“我工资低，家里五口人，实在拿不出多的。可拿不出也得拿，不拿……”
他停住了。
“不拿怎么着？”
老孙头不说话。
旁边记录的同志停下笔，看着他。屋里安静得很，外头有人在走动，脚步声一下一下的。
老孙头抬起头，声音压得更低了：“不拿，傻柱就上门，不打人，就那么站着，不说话。你干啥他跟着你，你出门他跟着你，你回来他还跟着你。跟三天，你就受不了了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有一回我没捐，傻柱跟了我五天。我老伴吓得不敢出门，孩子也不敢去上学。最后我还是补上了，多补了两块。”
问话的人在本子上记了几笔。
“还有呢？”
“还有……”老孙头想了想，“厂里。易中海是八级工，刘海中是七级，他们在厂里说了算。我有回没捐，第二天在厂里就被派去搬料，那活儿又累又脏，平时都是学徒干的。我干了半个月，瘦了十来斤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我补捐了，活儿就换回来了。”
问话的人看着他：“你去反映过没有？”
老孙头愣了一下，摇摇头。
“没有？”
“没有。”他声音更低，“不敢。前头有人反映过，没几天就搬走了。我一家老小都在这儿，搬哪儿去？”
问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在本子上又记了几笔。
旁边的人站起来，领着老孙头走了。
走到门口，老孙头回头看了一眼，想说什么，嘴动了动，没说，跟着走了。
第二个是张家媳妇。
三十来岁，穿着灰布褂子，头发挽在脑后，脸上带着倦。她在条凳上坐下，低着头，手捏着衣角。
问话的是个女同志，声音放轻了些：“别紧张，问你什么说什么就行。”
张家媳妇点点头，还是没抬头。
“院里捐款的事，你知道吗？”
“知道。”
“捐过吗？”
“捐过。”
“捐多少？”
“两块。”张家媳妇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，“每月两块。”
“自愿捐的？”
张家媳妇不说话了。
女同志等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是不是自愿？”
张家媳妇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。她看看四周，又低下头去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：“不捐不行。”
“怎么不行？”
“我家男人在轧钢厂。”她说，“他本来在二车间，活儿轻省。有一回我没凑够钱，晚捐了两天，他就被调到铸造车间去了。那活儿重，他回来手都抬不起来。后来我借钱补上了，他才调回来。”
她顿了顿：“傻柱还去食堂堵过他。连着三天，给他打菜全是汤，一点干货都没有。他回来饿得慌，也不敢说。”
女同志在本子上记。
张家媳妇又说：“我家孩子在红星小学念书。阎埠贵在那儿当老师，教语文。孩子回来说，阎老师老点他名，答不上来就罚站。有一回站了一下午，回来腿都肿了。”
她抬起眼看那女同志：“我后来才琢磨过来，是因为我有一回捐得少了，差五毛钱。”
女同志停下笔：“差五毛钱？”
“那天实在凑不够。”张家媳妇低下头，“就那一次，以后再不敢了。”
问完了，她站起来，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忽然回过头来，声音颤颤的：“同志，我家男人不知道我来这说什么，你们别告诉他，行吗？”
女同志点点头。
张家媳妇走了。
第三个是个年轻人，二十出头，姓马，刚进厂两年。他在条凳上坐下，手不知道往哪儿放，在膝盖上搓来搓去。
“捐款的事知道吗？”
“知道。”年轻人点头，“我刚进厂那年就知道了。”
“捐过没有？”
“捐过。”他说，“第一回捐了一块，傻柱嫌少，堵着我让我补。我补了一块，还是嫌少。最后补到三块，才算了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后来每月都三块。我工资十八块，房租一块五，吃饭省着吃也得十块，三块全捐了。剩两块五毛，买肥皂牙膏都不够。”
“你没想过不捐？”
年轻人苦笑了一下：“想过，隔壁老王试过。他第二个月就没捐，第三个月就被调到翻砂车间去了。那活儿又脏又累，还伤肺。他干了半年，人就病了，后来把工位卖了，回老家种地去了。”
“卖工位？”
“卖了三百块。”年轻人说，“他走的时候跟我说，兄弟，能忍就忍着，忍不了就走，别像我似的，把命搭上。”
问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年轻人又开口了，声音低下去：“我听说，前几年搬走了好几家。有回老家的，有去别处投奔亲戚的。都是实在熬不下去的。”
“他们去哪儿了知道吗？”
年轻人摇头：“不知道，走了就走了，没人问。”
问话的人在本子上记完，抬起头：“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
年轻人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他站起来，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忽然回过头来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：
“同志，钟建华的事。”
问话的人看着他。
年轻人说：“他比我们惨。傻柱专打他，每回捐款都让他捐大头。有一回我在院里看见，傻柱一巴掌扇得他转了个圈，他捂着嘴，血从指头缝里流出来，一声没吭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我不知道他这回跑哪里去了，但我知道，他是实在活不下去了。”
说完他走了。
天已经大亮了。
院子里阳光照进来，落在八仙桌上，落在地上。可那些坐在桌子后头的人，没有一个觉得暖和。
桌上的本子越堆越厚。
一张张纸上，密密麻麻记着人名、钱数、日子、事儿。
记着谁被打过，谁被骂过，谁被调过岗，谁被抖过勺，谁家孩子被罚过站，谁家被逼得卖了工位回了老家。
一个年轻干事把本子抱起来，送到周主任面前。
周主任翻着看，一页一页翻。翻着翻着，手停住了。
他抬起头，看着站在面前的几个人。
“钟建华写的那些，你们都看了吧？”
几个人点头。
周主任把本子往前推了推，声音沉下去：“他写的那些，只是他自个儿的。这些——”
他拍拍那摞本子。
“这些是全院人的。”
没人说话。
周主任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外头院子里，阳光照着，有人在走动，有人蹲在墙根底下，有人被带进带出。
他站了一会儿，转过身来。
“去问问易中海。”他说，“问问他是怎么当这个一大爷的。”
外头有人应了一声，脚步声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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